April 8, 2016
艺术在中国：热闹的战场
一张张没有轮廓的脸庞，口中吐出驴头，平庸的生活让他们不“吐”不快；可折叠的手提箱装着用旧衣服做的移动城市；绘画，装置，陶瓷，布料，降落伞；用数万支香烟做的巨大虎皮——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原创精神和强烈个性，它来自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来自当下，有时也来自未来。
撰文：霍美德
丹麦ARoS奥胡斯美术馆推出秋季大展——《世代转化的中国创造展》，用25位中国最伟大的当代艺术家来呈现中国的面貌。请留意，这些艺术家都在中国生活与工作。你肯定会问：这是什么样的中国？从“中国制造”升级成“中国创造”了？
在这个社会，政府如家常便饭般以不可思议的手段限制民众的自我表达，而民众则用创造性的方式回应压迫。你要是生活在那儿，到底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长城始建于公元前700年，到17世纪彻底完成修建工作，主要是保护城墙里的中国人，抵御城墙外的蛮族侵略者。同样，21世纪的中国统治者也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用这道隐形长城进一步限制民众在写作、言论和艺术上的自由表达空间。在中国，自由公开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也需要受众默契的配合。面对当下中国挥之不去又深不见底的信任危机，艺术抛出质疑，也给出了大部分的答案。
起源
中国以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具延续性的文化而自豪，事实的确如此：公元前600年，中国人开始品茶；汉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六千年前；早在公元前4000年，中国的富裕阶层就身着绸缎，而彼时的西方人刚刚从采猎升级到农耕生活；过去两千年里，中国书法这一艺术形式一直备受赞誉；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绢画创作于公元前168年。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和力臻完美，艺术文学、茶道饮食、自然万物也都以此为目标，这一特点也影响了中国大地的众多民族和广阔区域。这个想法有一丝服从的味道：人与自然皆服从于客观规律。和很多地方一样，在中国，艺术一直是权贵的特权。艺术无处不在，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哲学宗教，无论是生命还是死亡，都有它的身影。（即使在今天，艺术、文化和宗教信仰都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在西藏。）
在湖南省长沙市出土的马王堆汉墓中，一幅公元前168年完成的帛画盖在轪侯利苍的夫人遗体的棺盖上，历经近2200年，绢画依旧完好无损，它的重要性也没因时光的流逝而黯淡。和其他众多历史悠久的中国艺术品一样，绢画直至今日仍是杰出的艺术作品。
人们可以敏锐地指出，在中国封建帝制下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社会以及艺术和文化确实在进步，但其赖以生存的哲学、理想和方法亘古不变。
孔子（公元前551-479年）是中国最伟大和最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仅有的两位有拉丁文名的中国哲学家之一（Confucius）。他提出治国如治家的新治国主张。在家庭等级制度中，父亲为大，其后是叔伯、儿子、正室和偏房。等级最低的是最后一任偏房的幺女，仅高于仆人的地位。儒家思想强调，父亲要通过以身作则来治家，而不是依赖家规。子女会效仿父辈的榜样，日后也会为自己的后代做出表率。
孔子将治家主张延伸到国家政府之上，而皇帝就成为中华帝国的“一国之父”。在皇帝之上是独尊的“天命”，也就是统治权。“天命”的先决条件是好的统治者要把臣民当做自己的子女对待，而这些“子女”必须仿效皇帝的做法，服从皇帝的旨意，承认“一国之父”会考虑到他们的最大利益。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刚刚去世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这位一手建立了现代新加坡的儒家统治者确实算是儒家思想在当代的典范。
儒家教育体系强调温故知新和死记硬背。按照儒家思想，艺术家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学习和效仿过往艺术大师的技巧和创作方法，力求尽善尽美，还要能精确复制前人的作品。儒家思想认为，只有达到这个高度，艺术家才能在历史上留下印记，沿着大师的脚步在历史和时间上不断前进。
被迫对外开放
封建时期的中国地大物博，气候多样，自力更生，国家富足，并视异域文化低人一等。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将商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和文化，却几乎没有任何进口，主要是觉得这样做毫无必要，自然也无需和世界其他国家有任何往来。1911年前，封建政府曾设有总理衙门，专门负责接收藩国进贡的礼品，但却没有外务部或驻外部门来处理外事关系。当时的中国一点儿不依赖外面的世界，而那时的西方世界却离不开中国。
欧洲的商船队来到了遥远的目的地。葡萄牙商人早在16世纪就定居在中国南部的一个半岛和几个小岛上，并创建了澳门这个面积不大的飞地。茶叶、陶瓷、香料等商品从这里第一次走出国门。起初，只有寥寥可数的中国人住在这里，国际贸易的开展靠的是欧洲商业机构和中国的买办（即中间人）与中国大陆的商人建立联系，进行生意往来。
随着多元文化在澳门生根，有着葡萄牙和中国双重血统的澳门人也大多成了买办。他们熟悉两种文化和语言。澳门的饮食和传统也是文化融合的产物。英国曾逼迫中国打开国门进口商品，以实现贸易平衡，但当时的中国还是顽固不化，于是英国，尤其是苏格兰的商行开始施压，要求经由澳门这个与大陆开展贸易的狭窄门户把鸦片卖给中国人。不出所料，清朝皇帝表示强烈反对，他可不想把自己的子民变成瘾君子。结果，1839年至1841年，以及1856年至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分别打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美国和法国的支持下，打败了清军，逼迫中国开放更多的航运港口，包括上海、广州、宁波、福州和厦门。此外，英国还割佔了当时人丁稀少且疟疾滋生的香港。不过，香港的文化发展一直没有达到澳门的高度。
海外列强直到20世纪初才靠着对华侵略和摧残真正进入中国，打开这道大门的还是无能的清王朝——从鸦片战争中的溃败，到接下来数十年的逐渐没落，再到1911年清朝政府彻底垮台。各国终于用武力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而在1900年之前，没有政府特许就出国的中国人可是要判死罪的。
19世纪下半叶，数万名中国人不畏死罪，横跨太平洋，踏上赴美国的险途，这也恰恰说明了当时中国国内不堪重负的悲惨生活。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些华人还是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卖了老命却挣得很少，还备受屈辱，几乎没有任何公民权利。起初，他们在加州金矿卖命，后来又去美国各地修铁路，这可是没人愿意干的活。据粗略估计，大约有500到1000名华人在修建美国铁路时丧命，真正的人数只多不少。
19世纪50年代前后，西洋人主要去上海，而进入20世纪之后，首选目的地变成了北京。鸦片战争的战胜国瓜分了上海，各国纷纷建立租界，把这个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分开来各自管理。上海逐渐繁荣，成为东方世界在工业贸易和文化艺术方面的中枢，这个城市既中式又西式，有发达的教育和迸发的新思想，也是愚蠢和堕落的滋生地。今天的上海在城市规划和控制污染等诸多方面都引领中国。上海本地人会傲慢地觉得，自己在中国最高贵，最久经世故。
1911年，清朝覆灭，民族独立领导人孙中山成立中华民国，但在1916至1928年间，中华民国因国共两党的内乱而分崩离析，打响了数场战役，如1917年和1921年的两次粤桂战争，1920年以直皖战争为代表的民国军阀大混战，1925年因孙中山离世、国民党内部争权而引发的滇桂战争。国民党新领袖蒋介石对共产党宣战。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满洲里，开始占领中国，到二战期间达到高峰。二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再度爆发内战。
“解放”
1949年，共产党赢得内战，战败的国民党逃到台湾，继续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1949年10月1日，在世界上最大的阅兵场天安门广场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国的绝对领袖毛泽东站在紫禁城入口处的天安门城墙上，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确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获得了“解放”。多数中国人生活在赤贫和恐惧中，不识字也不会写字，几乎无法把握自己的人生。大部分人这辈子都像奴隶般过活，不是像商品一样被别人买卖，就是被国民党军队逼着参军，数千万人因战争和内乱流离失所，他们整天饿着肚子，有些人甚至连衣服都穿不上。对于这些每天苦苦挣扎只求活命的人来说，艺术很难进入他们的视线。
这就是毛泽东接管并根据儒家思想来治理的中国，但儒家教义只是集中体现在各种政府法令上，毛泽东愈发专断和独裁的统治风格完全没有儒家的影子。毛泽东把这个国家和五亿同胞变成了自己做社会实验用的小白鼠。考虑到被统治者绝大多数都是文盲，他把极具感召力的宣传口号作为自己最先进的武器，尤其是那些传递煽动性信息的戏剧、广播和海报。毛泽东最卓越的成就之一就是让中国人能读会写。他用简体字取代繁体字，用一套拼音规范了120种方言。尽管汉字在中国已经流传了两千多年，而且写法统一，但不少方言是外地人完全听不懂的。现在，约95%的中国人都有读写能力，而1949年毛泽东上台时，这个比例只是区区20%。
艺术为人民服务
而今，曾经阳春白雪、服务上等阶层的艺术也要响应政府号召。艺术的根本宗旨是弘扬文化，而文化的含义及其服务的对象也被收窄了。1942年，当国共两党仍在内战时，毛泽东就参照了列宁的说法，规定文学和艺术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引导和教育人民群众。他表示，当时90%的中国人都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中下层阶级的群众。“这四类人占了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毛主席的规定，且不论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先不说这90%的人民群众了。根据毛泽东的逻辑，剩下10%的中国人都是可疑的，里面也包括10%的艺术家。根据毛泽东自己的思路，这10%的艺术家固守资产阶级理论，不可能为人民服务。“他们只是关注一小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没办法正确解决‘艺术到底为谁服务’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这些迷惘的同志们没能力创作出正确的艺术。
高雅和精巧的艺术被视作反革命的象征，事实上任何东西只要一高雅，就是反革命。1957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运动），邀请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开展建设性的批评活动，通过不同意识形态间有教育意义、充满活力的争论来推动中国的前进。毛泽东鼓励大家提出“有益的批评”，不信任那些学乖了的人，他们既不愿张口也不愿做贡献。慢慢地，大家开始小心翼翼地献计谏言。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批评和建议越来越多，有些甚至直指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受不了了，他开始报复，迅速打响了反右派斗争，把数百万有着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人民打入劳改营或流放。
诗人艾青也被打成右派。自30年代初以来，艾青一直是一名杰出而清白的共产党员，衷心服务无产阶段革命。但他却被流放到新疆，在那儿洗了二十年的厕所。结果，他的儿子自然而然地认为“诗人”的工作就是洗厕所。和双百运动的众多受害者一样，艾青一直等到1979年才平反，能够重新发表自己的诗歌。他在国内外都屡获殊荣，曾获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
反右派斗争是中国执政党发起的众多体制性运动中的一例，旨在迫害艺术家和其他有创造性思维的人，因为他们不怕从群众中站出来，敢于用自己的思想和力量鼓舞全中国。
毛泽东用一场接一场极具有破坏性的政治动荡，继续大搞令人侧目的社会实验和狂妄自大的权力斗争。最有戏剧性的当属1958年至1961年的工业化运动——“大跃进”。毛泽东希望用蛮横的方式让中国一步登天，从农业社会一下子跃升到可以和西方工业化国家媲美的工业社会，但一切终告失败，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人祸，四千万人因此丧命。而中国当局只是轻描淡写地把这场饥荒说成是一场“自然灾害”。
上报粮食产量时，农村公社只敢把那些掺了水分的虚假数字报给中央政府，而实际上，农民因为响应政府号召，把自己的农具和家用器具都拿去炼钢了，结果大片的农田被迫休耕。邓小平、彭德怀和其他几位毛泽东核心集团的领导去地方视察，发现大跃进运动彻头彻尾地失败了，老百姓只能以土为食，忍饥挨饿，垂死挣扎，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人们因为偷了一个土豆或者更不值钱的东西竟然被处死。
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彭德怀和其他当权的温和派成功地阻止了这场疯狂的继续蔓延，把中国的社会治理、政府管理和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拉回到一个更有建设性和效率的轨道上。毛泽东对此强烈反对，他被迫退到上海，对中国的正常化牢骚满腹，觉得这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毛泽东竭尽所能，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权力争夺，使中国又陷入了新的灾难深渊。
三三两两的报纸宣传和大字报宣告了战斗的开始，毛泽东的一声“炮打司令部”，让争斗达到巅峰。在毛泽东眼中，政府已然成了反革命势力的指挥中心，群众们必须捣毁它。文革又提出了“破四旧”的宣战通牒，直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中国再一次陷入自毁长城般的内部纷争之中。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之一。和其他灾难性的运动一样，这场风暴夺取无数生命，带来无尽苦难，让国家付出沉重代价。官方对文革的承认非常勉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错误”。
文革之后，中国放弃了过往一呼百应式的灾难性运动，选择了一条更稳健的发展轨迹。通过35年广泛而深入的经济改革，中国改头换面了，取得的成绩远胜毛泽东通过各种残暴运动所建立起的“丰功伟业”。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试图让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但最终惨痛地失败了，而今，经济改革实现了这一切。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统治者使用不同程度的暴行来打击批评的意见和变革的呼声。近年来，暴行的手段也丰富完善了，从监视生活、骚扰家庭成员，到无故失踪、囚禁和严刑拷问，曾经深受其害的成千上万中国人对此可不陌生。媒体也在国家的严格监视中生存，编辑会经常收到短信，告诉他们在当下该说什么，怎么说，以及什么不能说。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唯一一个不受限制的年代，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当时的一把手邓小平通过经济改革催生了国人出色的事业心和进取心。这波开放大潮后，有进取心的中国人开始尝试新鲜事物，他们谨慎又好奇，充满求知欲和创造力。走过了糟糕的30载后，真正的开放和崭新的解放在此刻诞生。
就在这时，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西方世界、个人主义和适度享乐，要是搁在过去30年里，这些思想糟粕肯定会被当作反革命严厉处罚。生活在城市里的中国人欢迎新的自由：享受自我、感受快乐、欣赏美丽、落落大方、衣着花哨、美甲烫发，也不会觉得这和思想堕落有什么关系。简言之，他们喜欢冲破束缚。艺术也在此期间欣欣向荣，开展了公开性的艺术实验，但一切进步都在1989年6月戛然而止，残暴的统治者决定派军队镇压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学生示威者，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对祖国同胞开火。
枪声响起，80年代相对的言论自由、快乐和创造性活动也都告一段落。政府要求各地紧抓经济发展，这个可悲的决定再次遏制了信仰、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东欧和前苏联的发展态势让中国当权者感到恐慌。他们坚持认为，只要中国人能挣钱，有地方花钱，有东西吃，那批评的声音就会消停，大家都会感到幸福。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折腾了一系列运动之后，邓小平挺身而出，既维护了政权的稳定，又在1979年开始了猛烈的经济改革。他把这个新型的、以市场为有力导向的体制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称谓让人大跌眼镜，其实就是直接而纯粹的资本主义，和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差不多。
从一开始，邓小平就在毛泽东的小圈子里占据核心位置，不过两个人的关系也不是很亲密。个头不高的邓小平是一名出色的军事战略家，而且每次上战场都会带上一张台球桌。他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忠于共产党，有时会对毛泽东的做法很有意见，结果好几次被毛泽东“清除异己”，比如大跃进发生后，因为邓小平积极筹备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组织，所以他在文革期间被发配至安徽省的一个拖拉机厂。尽管邓小平在晚年时交出了大多数的重要权力，他实际上是中国最后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不过他一直保留着一个头衔：他至死都是中国桥牌协会的荣誉会长。
邓小平给中国留下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帮助国家和人民摆脱苦难和贫穷，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成为世界领导大国之一，全力以赴迈向21世纪。
不论你怎么看中国的统治者和他们的统治手段，这个国家的富强和政局稳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他们富裕，营养良好，享受自由，还有很多的人生选择。虽然政府有着规模庞大的审查制度，但中国人民还是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言论自由。
和丹麦相比，中国人民刚刚获得的自由肯定还有很多明显的不足，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已经是往前迈了一大步了，以前想都不敢想。1949年来，因为没有饥荒（大跃进期间除外），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再加上医疗保障、疫苗接种和教育服务的完备，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从35岁飙升至75岁，翻了一番还多。显然，不论是统治阶级还是经历了那些灾难性政治运动的老百姓，都极为看重政治安定和生活温饱。改进的空间自然还是有的，艺术圈里的部分先锋派艺术家和整个公民社会都希望能用连拉带拽的方法把中国变得更好。
20到25年前，中国人的自由少得可怜：没有选择在哪儿读书的自由（前提还得是有书可读），没有选择在哪儿生活的自由，没有在国内四处旅游的自由。现在，教育方面已经没什么额外限制了，这也算是往前迈了一大步，不过你得够聪明，也要有经济实力。如果有不同的就业机会，换工作也是可行的。尽管中国在言论自由上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但中国人从没像今天一样如此敢说。邓小平用经济改革来战胜贫困，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绩，他也为中产阶级的崛起创造了充分的经济条件。中国目前有五亿人属于中产阶级，甚至还更多。
飞跃式的发展自然要付出代价，尤其是环境上的惨痛代价。只要有条件，家境好的中国年轻一代就会出国，最好是去欧洲和北美国家，这样孩子至少在出生后的头两个月里能呼吸到新鲜空气，而不是在中国大城市里被重度污染的空气所笼罩。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健康，一个PM2.5过滤效果达到95%的口罩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没人愿意一辈子都戴着口罩，更别说刚出生的宝宝了。
日益蔓延的腐败也是个大问题。即便出了事，不论是事关民企还是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都能花钱消灾。另外，中国有一拨看起来不错的环保和食品质量管理部门，但它们经费不足，要履行他们的法律义务也是力不从心。
面对野火烧不尽的贪腐，有毒有害的食品，统治者不断的谎言，差强人意、存在缺陷的医疗保障，打着“发展”的旗号实施强拆的官员，中国人绝望了。更有甚者，腐败官员非法没收居民土地或住房，无情地把居民赶出自己的家，却能逃避法律的制裁。他们要投诉上访，却发现“此路不通”；他们要请民间律师打官司，却发现体制不允许，而且这些律师会被威胁、囚禁、殴打，还会无故失踪——他们的骨头越硬，受迫害的程度越高。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敌人
尽管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与这个国家占据绝对领导地位的执政党一起经历了彻底的变革，可是新中国还是沿袭了过去自掘坟墓的老传统，把自己最宝贵的财富变成了敌人。这些“敌人”帮助国家解决问题、塑造未来，他们伸出援手、教育国人、承担政府应尽的职责，他们帮助病人、“黑户”儿童和暴行的牺牲者，他们支援被中国的浮躁发展、欲壑难填的腐败官员、冤假错案和种种社会不公正逼得走投无路的受害者。没人要求他们这么做，但他们置个人生计与自由于不顾，开展社会活动，帮助那些被国家和政府无视的弱势群体。
20世纪90年代，“铁饭碗”被打破了，中国人更自由了。曾经的“铁饭碗”让中国人从出生起就享受终身就业，干一份永远不会失业的工作，也算是个人服从集体利益的回报。自由来了，但大多数中国人没准备好，不知道怎样靠自己的双手双脚去打天下。结果，社会出现了巨大的道德真空，崇高理想不复存在，人们不顾一切地只为一个目标：赚钱。不过，这也让虔诚的宗教信仰在共产党政府批准或不承认的教会里萌发。就我所知，梵蒂冈只有在任命中国区主教时要偷偷摸摸，因为中国官方不认可这些主教，当局会迫害和关押这些人选，并任命自己承认的主教。
大部分中国人不再信任政府的最高领导，他们在政治上也没有任何话语权，也不觉得政治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中国政治一直充满隐蔽的色彩。2012年，中美两国都进入选举年，而最高领导人候选者的做法天差地别。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来往于全国各地，发表自己的施政纲领，而在中国，在十八大召开之前，任何渠道都不能报道关于未来发展计划的只言片语，直到十八大召开，毫无惊喜的新总书记被任命，禁令才被解除。大洋彼岸，奥巴马一次次被国会否决，难以兑现自己的选举承诺，而中国国家主席和总书记却能全速推进自己的发展大计。大计到底如何？老百姓就不得而知了。
中国共产党手握绝对权力，自然就没有任何官方或合法的反对党去抢它的执政权。所有的政治反对派都在党内，一切磋商都与外界隔绝，因为中共不敢泄露哪怕一丁点儿的分歧。磋商完毕，决定出台，肯定是“一致通过”。各种谣言也会甚嚣尘上，比如各种内部纷争，比如老一辈的国家领导人在言辞激烈的交锋中愤然离世。现任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习近平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清君侧、除异己的活动，指控贪污腐败的政治敌人，最终把他们彻底打垮。
共产党对批评的声音极为抵触，说明它已经成了极具破坏性的腐败顽疾的温床。在共产党内部，政府的一官半职、招标方案和优惠措施都能当成商品来交易。1989年，中共党员的人数是5500万，今天已经超过8300万。世界上没有哪国的共产党能够有如此庞大的党员队伍。其实大家都清楚，人生若要进步，得先拿个党员身份，这倒不一定为了仕途或思想进步，纯粹因为中国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是由共产党在党内部做出的，
共产党的巨大失败
共产党手中的绝对权力导致了中国人对体制和执政党的极不信任。8300万的党员数量不可谓不大，但也就是全国人口的6.5%。剩下那12亿多的民众都在“核心集团”之外。
对大多数平民百姓而言，要想有靠谱的医疗服务，要保证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要拿到驾照，要申请到营业执照，要拿到出境许可证（至少现在不会因为私自出境而掉脑袋，但当局经常会拒绝申请），要想获得各种日常的生活服务，不花点钱打点下关系是不行的，哪怕白纸黑字写明，每个人都能平等地享受这些服务。你要因为不公正待遇、违法乱纪和滥用职权等现象投诉，结果往往是“没门儿”。警察和政府官员滥用职权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又很少被追责。35年的集约式发展带来了大规模的污染，但也没人想着要治理一下有毒的空气和水体。
失望之中也有希望，我们也努力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但前进中会有明显的后退，而且过程非常缓慢。有时，人们能够找体制的麻烦，这归功于前面提到的那些不知疲倦的活动家。他们开展了法律不允许的民权运动，如果当局觉得这些运动对社会无害或者有用，就会睁只眼闭只眼，允许他们找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灰色地带。但当局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比如今年夏天数百名律师的遭遇。
今年七月，在一场不寻常的大规模行动中，250多名维权律师和活动家要么被捕，要么躲了整整两周的猫猫。这种政治迫害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第一种是老百姓为了维权，开始聘请律师，律师的影响力随之增大，最终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体制的怀疑，所以当权者出手了；第二种则恰好相反，认为此举证明共产党底气十足。习近平2012年担任国家主席后，党内共惩罚并清洗了45万名腐败官员，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党内纪检系统内进行了秘密审问和关押，不过也有不少走了正常的司法程序。
不论出于何种考量，共产党对人权斗士的迫害和镇压已经引起了广泛担忧和公愤，那些以前有事儿不敢说的人也站了出来。有一名农民出身的企业家，现在管理着三千名员工，他向我们描述了2003年他本人、老婆、兄弟、员工和身边人的被捕经历，以及三名无畏的律师是如何通过刑事法典帮助他的家庭和企业逃过牢狱之灾的。
他的罪行其实和家人、朋友或员工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就是成立了一家小型地方储蓄银行，让农户们相互借钱以扩大生产。这个案子名噪一时，开辟了律师打赢中国国家检察机关的先河。律师们勇于反对体制，信任刑事法典，接手一个看似没有胜算的官司，因为中国的检察机关基本不会输掉官司。
农民孙大午重拾对司法体制的信心，现在也成了企业家。对于今夏维权律师遭受的政治迫害，他深感愤怒，冒着再一次因激怒当权者而被惩罚的风险，他写了一篇文章，后被转发到美国人权网站ChinaChange.org上（一个让读者了解中国公民社会时事议论和整体动态的网站）。孙大午这样写道：
“他们试图瓦解群众的反抗力量，用恐怖手段胁迫群众，让他们像原始昆虫一般在恐惧中缩成一团，受尽羞辱。恐怖来自慌张，即便你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但也知道一旦被诉就要承担的责任。奇怪的是你不知道自己何时被惩罚，如何被惩罚，以及惩罚到底有多重。一切都是未知的，而恐怖就来自未知。”另外，孙大午还拿出10万元人民币（约合1万英镑）来承担一位不相识的律师的辩护费用，正是这位律师的被捕压断了最后一根稻草。
翟明磊是一位大胆无畏的记者，他也不遗余力地谴责律师同行遭受的非难。在他的口中，这是“法西斯的先兆”，让我们离恐怖的文革又近了一步。翟明磊住在上海，是一位记者和作家，主要撰写关于中国公民社会的文章。他的最新书作没有在内地发行，而是在香港问世，然后再从香港通过非法的渠道以纸质或电子版的形式进入大陆市场。ChinaChange.org也转载了他的文章。
现在有不少左右逢源的作家，他们在大陆出版政府批准发行的文学作品，在香港或台湾发行禁书。看到自己作品的盗版和类似的非法版本绕开了审查制度，在中国大陆流行，他们也觉得很有意思。
跌入谷底的信任
这么多中国人对当权者如此不信任，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觉得国家政府没能尽到治理国家的责任。统治者的职责类似于封建时代崇尚的天命，但他们却搞砸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普通百姓有充分的理由去担心一切：空气，食品和饮用水。老弱病残一般都被建议呆在室内，因为室外空气对身体有害。两年前，一万多只死猪漂入上海的黄浦江水域。有关部门拍着胸脯说该水域的水质正常，可以饮用，猪肉也可安全食用。结果，没人相信。
还有令人发指的食品安全丑闻。2015年销售的肉类产品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冰冻的“僵尸肉”。有些肉档甚至把鼠肉、狐狸肉和不明来历的肉当作猪牛羊肉来高价叫卖，而且这些肉多半使用了有毒的嫩肉剂。“地沟油”事件层出不穷，所谓的油料漂浮在餐厅饭馆的下水道中，不法商贩使用致癌化学物将其过滤分离，重新灌装，最后冒充新油出售。还有屡禁不止的婴儿配方奶粉丑闻，厂家用三聚氰胺粉末来“稀释”奶粉，导致婴儿出现肾结石症状。这些非法牟利的行径都是明令禁止的，但在中国，即便被抓，也可以用行贿来自保。执法，其实就是一句空话。
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中，三十万婴儿因服用有毒配方奶导致肾功能受损，6名婴儿死亡。因为事件发生在北京奥运会前夕，为了确保和谐的奥运氛围，当局不允许有任何媒体报道此事。随后，在婴儿配方奶粉中又多次发现三聚氰胺，引发了一场定量配给的闹剧：内地居民每次赴港只能购买两罐供个人使用的婴儿奶粉。虽然香港本地的食品丑闻也越来越多，但和大陆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2013年新颁布的法律规定，中共人大代表的饮食不能搞特殊化。国家希望通过此举来改善食品安全，但至今连改善的影子都没看到。
摆在中国国家领导们面前的，是执政合法性这个大问题，这不是靠借打击腐败之名清洗政治异己就能解决的。尽管中国人民批评体制和国家的机会多了，但这么做往往困难重重，还容易招致危险，既受到内部审查的约束，又会因为越过了红线而被置之不理。
社交媒体脸书、推特和视频网站YouTube在中国都被禁了，取而代之的是相同功能的国内产品，比如新浪微博。之前也说过，面对无孔不入的审查制度，中国人民还是能够发出更为响亮的声音，也更善于使用社会性的大众传媒工具。新中国之初，人们使用“大字报”来开展宣传，把政府在各方面的要求和指示都放在墙报上。现在，互联网已经取代了墙报，公众得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内沟通交流。
注意，有人来查水表了
语言不断进化，速度快，创意多，而目的只有一个：避开政府审查，让审查者摸不着头脑。一种臆想出来的动物“草泥马”问世了，并以其为中心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从形象上看，“草泥马”颇似羊驼，居住在名为“马勒戈壁”的“自然”栖息地，凑巧的是，这两个词和中国的官方语言普通话中骂人的“操你妈”和“妈了个逼”在读音上一模一样，都是对女性，具体来说是对方母亲的不敬之词。但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
“草泥马”成功击退了河蟹的侵略，保护了自己的卧草，把河蟹赶出了草原。“河蟹”和“和谐”发音接近。2010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从孔子老人家身上取经。孔子在2500年前把完美和谐的社会视为每个人都能安居乐业的家园，而胡锦涛大力鼓吹和谐至上的儒家思想，以至于“和谐”披上了“河蟹”的外衣，成为审查制度的代号。
一开始，“草泥马”不过是一曲无邪的童谣，随后，它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新词一起打破了中国在互联网上设置的大规模防火墙，让普通民众用一丝幽默来笑对政府审查。中国的审查城墙定期扫描中国“内网”，洞察互联网的中国禁区的一举一动。
输入诸如人权、台湾、民主、审查和西藏等敏感字眼，系统会自动屏蔽搜索结果，任何有色情意味的关键词也是一样的下场。但防火墙的排查软件肯定不会截获像“草”、“泥”、“马”等看似无害的词，它们的组合也像是个无害的词组，只不过听上去和那句讨厌的脏话无异。
在网上，“查水表”指警察突击上门搜查，毛泽东当年“为人民服务”的信条变成了“为雾霾服务”，影射加剧的环境污染，或是“为人民币服务”，批评那些只谋求自身利益而无视人民疾苦的政府官员。“红二代”特指功勋卓著的革命英雄家中腰缠万贯的后代，他们的每一桶金都是靠着父辈的关系赚来的。“科学上网”听起来挺官方，但实际上暗指躲避审查所必需的网络妙计。
很多人都使用这些极具创造力的加密语言，巧妙地避开了政府审查，尤其是艺术圈。这些词藻加以润色，用一层层的外衣为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创立特殊的收发关系。如果你在艺术作品中看到羊驼或河蟹，你就会明白，攻击的对象正是审查制度。
中国梦
胡锦涛在任期间，试图实现儒家的和谐，而习近平也有类似的抱负：中国梦。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中国梦就是“民族振兴、生活改善、社会美好、富国强兵”。年轻人要“勇于追求梦想，努力实现梦想，为民族振兴做出贡献”。习近平的远大抱负被官方解读为人民对繁荣昌盛、齐心协力、社会主义和民族尊严的梦想。
毛泽东效仿列宁，抛出了自己的艺术观点，而习近平模仿毛泽东，提出了他对艺术的看法，强调艺术必须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市场服务。2014年秋，习近平在北京向一批体制内的文艺工作者做了重要讲话，讲话内容也被广泛宣传。他说道：“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低俗、充满欲望的艺术创作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习近平也告诫文艺工作者，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从而培养他们自己的中国梦。
这番讲话目的明确，艺术家必须执行“顺应共产党政治路线的艺术政治主张”，不要把自己沉迷于过度的市场经济中，或者在毛泽东提出的“艺术到底为谁服务”上迷失自我。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习近平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艺术必须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
苦中作乐的艺术
中国艺术家常常在走钢丝，这可是在中国实现自由表达的生存之道。很多有创造力的人物和活动都是这么干的。小型独立电影节从经验中汲取教训，绕开官方审批的路子，到处打游击，搞的都是突击式的艺术节。参加艺术节的观众会临时收到短信，告诉他们电影的名称以及放映的时间地点，不是在咖啡馆，就是随便找个不知名的地下室。生活不易，但也因此造就了一批精彩的影片和一个充满活力和奉献精神的电影艺术氛围。中国艺术家特别喜欢把这些波折作为拍摄的题材。
举个例子，有很多精彩的独立电影，如纪录片和剧情片，都出自被迫害的艺术家之手。政府当局讨厌他们，无奈之下，他们只得远走高飞，或长或短地在国内云游一阵。有些人把自己当下的自我放逐经历拍成纪录片，或者在文学作品中再现。
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剧作家和小说家高行健的长篇巨著《灵山》诞生了。作品敏锐而冷静地描述了中国和她的人民。上世纪80年代中叶，因为统治阶级觉得他的先锋剧作煽动意味过浓，高行健被迫离开北京。他开始云游各地，并在游历之余完成了《灵山》。（灵山是中国的一座圣山。目前该小说尚无丹麦语译本，已有英语（书名为Soul Mountain）、法语、挪威语和德语译本。）作者还因这部小说拿下了诺贝尔文学奖。80年代后期，高行健移居法国。《灵山》算得上是最出色的公路电影类的文学作品，不过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我们也能在当下发掘无数值得一看的类似作品。
电影导演贾樟柯在中国备受争议，但却蜚声海外。因为自己的电影总是在国内被禁映，于是乎，受够了的贾樟柯拍了一部深刻讽刺北京世界公园的片子，很有意思吧？在这个超大的主题公园里，游客足不出北京就能尽览世界各地名胜，比如巴黎的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埃及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法老，传统的荷兰风车，印度的泰姬陵，伦敦的大本钟和伦敦塔，还有纽约的自由女神像。
电影的片名叫《世界》，讲述了两个年轻打工者的故事。他们是情侣，工作百无聊赖，恋爱关系也遭受挫折。影片的结局，两人都奄奄一息。电影审查委员会觉得片子很不错，没看出作品是对中国的奚落。
另一个例子是艺术家岳敏君。面对当权者套在艺术创作灵感、实践和表达上的枷锁，他努力躲避。他用艺术方法保护自己对社会毫不留情和严厉的批评，把审查者也彻底搞糊涂了。
岳敏君的个展《公元3009之考古发现》以3009年为出发点，回顾21世纪初的建筑。作品的基调冷嘲热讽，但对于当代现实有着振奋的观照。作品里包括中国每家每户都用的热水瓶，建筑工人为了装装样子而戴的草帽，电话机和众多生活必需品。为了说明考古学家的结论不可靠，在一千年后的3009年，一辆（国产）奥迪停在湖边，背后是一群欢快的恐龙。审查机构怎么看？他们是不是真的那么蠢？他们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和领悟力来“看清”这些作品吗？还是说他们时不时睁只眼闭只眼、爱理不理了？希望如此吧。
此次《世代转化的中国创造展》将展示毛同强的新作。这位艺术家把马丁·路德·金最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翻译成西夏文（一种已经绝迹的藏缅语言，只有极少数学者掌握），然后请了一位著名书法家把全文写成楷书，最后阴刻在385块石碑上，从而打响了自己的名气。毛同强用经典艺术方式再现马丁·路德·金对公正社会的梦想，也借此表明中国社会中公民权利的缺位。
美术馆展厅那张吐出驴子的人脸来自张大力，中国首位涂鸦艺术家。上世纪90年代末，他在各处拆迁现场的“拆”字旁涂鸦出两千个大大的光头轮廓。手写的“拆”字一般出现在外墙上，特别扎眼，有时候当局也不和拆迁户通气，直接刷个“拆”字来吓唬他们，逼他们搬走，就像在要砍的树上画个叉。在另一件作品《种族》中，艺术家用玻璃钢做了100个实际大小的农民工，身上都刻着作品名称、艺术家的大名和编号。这些雕塑作品有时会被倒挂着，以突出他们的困惑。
ARoS奥胡斯美术馆的展览让我们看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光辉形象，它在当下的地位，以及政府压迫和艺术创作如何兵戎相见、迸发火花，让我们这些旁观者能够感到愉悦、收获经验、升华智慧。
厕所清洁工的儿子
著名诗人艾青的儿子一度认为诗人的工作就是清扫厕所。他在纽约度过了欢快的80年代。他和被流放的父母一起在北大荒长大。父亲平反后，他成为在国内外都享受声誉的艺术家，直到他踩了统治阶层的尾巴。他曾参与设计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场馆——时髦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当时的他就很有政治煽动性了。我还记得当时的场景：我屏住呼吸听着他无所顾忌的介绍，说在那栋建筑物里装了可以吸音的隐形音频接收器，有了这些“民主的泡泡”，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不用担心隔墙有耳了。
对，我们说的就是艾未未。他的童年被父母遭受的耻辱所笼罩。父亲平反后，他走了一条老路：靠家庭背景谋求个人发展。艾未未的保护伞来自父亲的声望，来自父亲和千百万同胞的悲惨命运，虽然他在艺术创作时搞点小煽动， 但那几年政府也没找他麻烦。
2008年5月，四川一场强震夺走了无数儿童的生命，艾未未出面帮助遇难儿童的家长。此时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有不到三个月，看到艾未未如此积极地介入社会问题，政府当局坐不住了。他们希望隐瞒事实，不让老百姓知道党委和市政府大楼不是如校舍般的豆腐渣工程。教学楼塌了，夺走了老师和学生的生命，但政府官员却能够轻易逃脱干系。
艾未未和家长一起要求政府公开真相，他公布了5385名在地震中遇难的学生名单。对于当权者来说，这有点过分了。政府派官方打手对他进行殴打，并导致脑出血，这还没完，各种刁难好戏接连上演。艾未未用德国慕尼黑美术馆的展览《非常抱歉》来还击：9000多个五颜六色的书包拼成了一句话，来自一位失去了女儿的母亲，“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了七年”。
回到了公众视野后的艾未未成为了一名干劲十足、全情投入的民主活动家。他开始统计上海某建筑火灾造成的遇难人数，这又触犯了天条，因为政府从不愿意公布真实的伤亡数字，原因也很简单，如果死亡人数超过十人，那市长、党委书记和其他政要都会受牵连。为了明哲保身，一旦事故发生在自己的任期内，领导们肯定会瞒报、少报死亡人数。
艾未未的惩罚来了。上海市政府曾经批了一块地给艾未未，鼓励他修建自己的住所和工作室，可他还没搬进去，这盖好的房子就被强拆了。此后，他又被关押，被软禁，连续四年都不给出境。
今年夏天，艾未未的新护照发下来了。拿到护照一周后，他就飞抵柏林，和六岁的儿子团聚。儿子一直和母亲生活在德国。当权者看到这个麻烦的艺术家离开中国，想必是开心的。他能不能回到中国，我们试目以待。
解决信任危机，艺术只是答案之一
在中国，有一大批激进艺术家和社会批评家为实现社会公正而抗争，艾未未只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写博客，帮助病人维权；他们是律师，帮助因超生而被打成“黑户”的孩子；他们让大家关注外来务工者的生存条件，或者帮助被拆迁户，因为一旦灾难性的“拆”字被刷在墙上，他们就得服从“发展的需要”；他们保护环境，反对吞噬万物的贪污腐败，追求民主，心怀各种崇高理想。
这些人都足智多谋，都想让中国更安全、更公正。他们有想法，有力量，能够让中国更强大，但国家却尽其所能遏制这些有识之士的潜能，削弱他们的力量，把他们打入牢狱。他们人数众多，但在中国只能算少数派力量。艾未未只是他们的一员，但他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中国肆意打压社会积极力量，到底会引发什么后果。
艺术像镜子般照映着中国当权者的骚扰、监视和恶行，让他们无法领会作品的真谛。艺术撕下了他们的面具，让他们在极度的施暴行径中显得更加抓狂，更加无助，更加可笑。
艺术与体制的交锋
国内体制和民主力量的巨大差异造就了一系列敏感地带，而艺术可以走入这样的空间，游刃有余地表达自我：煽动性地揭发当局滥用权力的一贯做法，巧妙而机灵地在审查者的眼皮底下创作，让他们想不明白，让他们悲催的想象力和幽默派不上用场。
中国的统治阶层不断打压、限制和剥夺艺术家的权力，反倒使中国活跃的当代艺术呈现出自身的独特性。《世代转化的中国创造展》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艺术家怎样勇敢地面对、挑战和征服中国近乎疯狂的政府审查制度。政府斥巨资，大范围地控制言论自由，但反而被艺术轻松地穿越了防线。
艺术家用游刃有余的巧妙手法来穿透审查制度的道道防线，构成了中国艺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倒不是说艺术一定得搞对抗，实在是因为当权者既缺乏想象力，又是天生的控制狂，所以逼着艺术家不能循规蹈矩。审查者有点偏执狂，觉得任何显眼突出的东西都是在批评国家。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想象力匮乏，用条条框框把自己限制死，其实根本没必要担心。
霍美德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的记者和作家，目前生活在纽约。